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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出书论证研究平安女性文学《蜻蛉日记》

时间:2021-03-29 09:58:41 来源:中尚图

    なほものはかなきを思へば,あるかなきかの心ちするかげろふの日记といふべし痛感人世虚幻,遂以难辨生死的蜉蝣之日记为名

                                                                                                                                                                                                                                          ——右大将道纲母
教授自费出书
 
   《蜻蛉日记》
 
   是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与代表之作,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年)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中大放异彩的一页
 
   其中,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王朝文学更是绚丽多彩。中层贵族女性们在脱离政治的封闭空间内,用假名散文形式鲜明描述自我情感与人生样态的“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作品诞生。女性日记文学不仅助推了平安文学的繁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成书于10世纪70年代的《蜻蛉日记》被誉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与代表作。
个人出书
 
   回忆叙事中的昔今交织…
   《蜻蛉日记》取材于作者道纲母21年的婚姻生活经历,作者在某个契机下回忆或近或远的过往,并将其付诸笔端,存在作者实际经历、体验的时间,也就是“故事时间”,以及体现在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作者执笔的写作时间。《蜻蛉日记》作者将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和歌草稿、来往书信、纪行文、记录性日记等背负不同功能的多样素材,根据叙述需要进行取舍、消化、重组等艺术加工后,不可能与事件实际发生的物理时间,也就是故事时间保持绝对一致。
 
   《蜻蛉日记》正文部分将道纲母21年的婚姻生活按照自然时序编年叙事,具有纵向延伸的线性时间特征,流淌出故事时间流逝的轨迹。尤其到了中、下卷,有些素材甚至是故事发生时的即时书写,时态上采用现在时表述,后来作者根据需要,创作时直接采用这些素材或者加工后成为文本的一部分。因为时间跨度大,即使话语时间细部的时序出现不同于故事时间的错乱,也并不影响整体叙事时间的纵向绵延。道纲母人生的直线时间流中,每年的叙事又以春始冬终构成四季循环与首尾呼应。时间循环中的个人却无法永葆青春,道纲母牵挂着渐行渐远的丈夫,却只能为自己的容颜渐老而惋惜、惭愧,在不安与无奈中传达人生无常。“个体生命是线性的、短暂的,宇宙则是循环的、永恒的。线性时间观与循环时间观的并置与交错,是东西方传统时间观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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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蛉日记》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回忆过去与凝视自我
 
   成书于10世纪70年代的《蜻蛉日记》被誉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与代表作,作者藤原道纲母出身于地方官阶层的中层贵族,具有极高的和歌造诣与文学素养,后与上层贵族藤原兼家结婚并生有儿子藤原道纲,故被称为藤原道纲母。藤原道纲母采取融合和歌在内的日记体散文形式,叙写了自己自天历八年(954年)至天延二年(974年)21年间的婚姻经历。
 
 
   平安京时代 
 
   故事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既有发生、发展的时间历程,又有自身固有的空间环境。平安京是日本文化的象征及繁荣之地,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孕育平安文化与文学的土壤。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贵族女性们,披着如瀑般垂至脚踝的长发,穿着层层繁丽拖地而行的十二单,化着雪白的脸、鲜红的唇,在封闭的深宫帐纬内,赏景和诗、看书作画、冥思遐想,静听风声雨声、鸟啼虫鸣,还有夜晚时分牵挂的心上人的脚步声,催生出了称奇世界的文学盛宴。
   在文化繁荣的背后,也藏着生活中的诸多不安。在建造都城时,贺茂川被人为地改变流向,朝廷又过度治水常常导致贺茂川泛滥。加上建造新城时,周围大量杉林植被遭受砍伐,一旦下大雨便加重河水的泛滥,水灾频发。卫生条件极差的当时,洪水泛滥常常伴随着天花、麻疹等瘟疫,一旦瘟疫爆发,当时医药资源与医疗水平受限,人们只有向神佛求助,所以通常病情传播很快,无法控制。
   平安京里并存着花与影。花的唯美催生了灿烂的宫廷文学,透露着细腻、优雅与洗练之美;影的阴暗,又加深了生活的不安,让无力的女性对男人更加依恋。可是男人又可以同时拥有多名女子,只能在自己家里被动等待的女性倍觉世事与恋情的无常,于是平安的贵族女性文学中又笼罩着淡淡的哀悲,并最终孕育出了“物哀”的美理念。
 
   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兮长相忆,
   短相思兮无穷极...
女博士出书
 
   叙事的空间形态:实虚相映…
   道纲母是完全没有宫廷供职经历的“家的女人”,因此对道纲母而言,“家”是物质生活的据点、自己身心栖息的地方,也是痴痴等待心上人到来的寂寞空间。
“通い婚”(走婚)婚姻状态下,女人只有在自己住处的“家”切切等候男人的到来。从文本开端天历八年(954 年)夏,兼家派使者径自来敲门送求婚之意的信件,以及同年秋季结婚后十月份父亲藤原伦宁离开京城远赴陆奥国等多处叙述都可知,当时道纲母的住处为自己娘家,并未跟兼家同居,“他几乎到我这里断了足迹的时候,正巧我家在他进出朝廷的必经之路旁,即使不想去听,他早晚经过时的咳嗽声也会传入耳旁,无法入眠”。此处的道纲母家通常注释为居于一条大路的西洞院。
   町小路女人失宠后,“我”与兼家的关系有所升温。康保四年(967 年)十一月,兼家不断晋升,在自己的住宅附近为道纲母提供了一处合适的房子,并让其搬了过去。“就在他家附近,即使不用乘车,也能到的距离。世人会觉得我应该十分满足了吧”。从后文可知,此处是道纲母一生中离兼家最近的居所,过着“接近于兼家夫人的生活”。平安时期,女人成婚伊始原本住在自己娘家,如果有多位女儿,通常府邸最后只能留给其中一位,其他的在婚后会陆续搬到夫家提供的住处。
安和二年(969 年)的正月一日,作“希望三十日三十夜都来我身边”的寿歌 ,并与兼家和歌赠答,人物道纲母认为是“非常好的年初祝词赠答”。但是第二天道纲母的下人与时姬的下人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虽然他(兼家)向着我,觉得我比较可怜,可我觉得一切都是住处离得太近的缘故,搬到附近住是个失策,于是跟他商计搬家的事儿,在他的安置下搬到了离他稍微远点儿的地方”。
……
   综上所述,作为“家的女人”,道纲母没有宫廷供职经历,无法通过外部世界确认自我的存在,唯一的生存场所就是“家”。但是她只能依仗自己的丈夫或者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居无定所,加重了生活中的不安,这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女性的生存处境。
从上述道纲母“家”的空间变换可见,“我”离兼家的空间距离,与两人的心理距离相系。兼家对“我”情浓意切时,搬至离兼家较近的府邸,而且差点入住代表兼家正妻身份的东三条新府邸;相反,感情出现隔阂时,便远离兼家的住处,而与兼家空间距离拉远的同时,又加深了感情距离的裂痕。一夫多妻与“访婚制”的婚姻状态,以及女性无权参与政治的社会形态下,对婚后的女性而言,丈夫不再前往的“家”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故而那些未能尽享“爱”的女性,消极者要么香消玉殒走向彼岸,要么落发为尼斩断尘缘,还有的独守空闺虽生犹死。
自费出书教授出书
 
   本书与作者
 
   《回忆·自我·书写:<蜻蛉日记>叙事艺术研究》
本书综合运用西方叙事学、比较文学、文体学等理论,主要从《蜻蛉日记》叙事的文体形式、交流模式、时间特征、空间形态四大方面,论证研究了《蜻蛉日记》为代表的平安日记文学的叙事特征,为日本平安朝日记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通过对《蜻蛉日记》的个案研究,也对日本古代日记体文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片
 
   楚永娟,女,博士,副教授,现就职于烟台大学外国语学日语系。本、硕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为比较文学专业。已于《文艺争鸣》《外语学刊》《山东社会科学》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教材两部,主持及参与课题多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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